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市分公司、廣州市寶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保險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市分公司。委托訴訟代理人：邱偉谷 吳雪文，廣東格林律師事務所律師。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廣州市寶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廣州市越秀區(qū)人民法院一審認定：2018年6月19日，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簽發(fā)保單號碼：PZIT201844010000003356《安全生產責任保險保險單》記載，投保人、被保險人：廣州市寶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中國境內（港、澳、臺除外），保險期間自2018年6月20日零時至2019年6月19日24時止，承保險種從業(yè)人員每次事故責任限額1000000元、每人傷亡責任限額1000000元等。特別約定清單保單號：PZIT201844010000003356，特別約定：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廣州市花都區(qū)炭步鎮(zhèn)大秧路1號自編01-02幢。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提交的《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市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統(tǒng)保示范項目條款》中，第三條載明：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依法事生產、經營、儲存等活動過程中，因意外事故造成其雇員或第三者死亡的，且經區(qū)（縣）級以上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部門認定為安全生產事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qū)法律）應由被保險人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保險人按照本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賠償：死亡賠償金；救援費用等。2018年9月20日，寶琳公司的員工劉球華受寶琳公司的派遣去深圳市天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寶創(chuàng)混凝土分公司做塑料儲罐售后服務工作，在工作中意外死亡。深圳市寶安區(qū)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局于2019年1月9日，向寶琳公司作出（深寶）安監(jiān)罰告〔2019〕7號《行政處罰告知書》，認為寶琳公司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的規(guī)定。經廣州市花都區(qū)秀全街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寶琳公司向死者家屬賠償合計1020000元。 另查，寶琳公司的投保單第一頁自上而下列有投保人名稱、投保人地址、被保險人名稱、被保險人地址、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等項目，其中投保人地址后手寫“廣州市花都區(qū)炭步鎮(zhèn)大秧路1號自編01-02幢”，被保險人地址和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后均手寫“同上”；投保單第二頁“特別約定”中的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后為空白。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在一審提交的案外人的投保單第二頁“特別約定”中的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后則記載有明確的地址。另，《廣州市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統(tǒng)保示范項目條款》第二十一條的約定為“被保險人收到受害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時，應立即通知保險人，未經保險人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對受害人作出的任何承諾、拒絕、出價、約定、付款或賠償，保險人不受其約束。對于被保險人自行承諾或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有權重新核定，不屬于本保險責任范圍或超出應賠償限額的，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span>寶琳公司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在保險合同主險中從業(yè)人員的保險賠付限額范圍內向寶琳公司賠付1000000元；2.本案的受理費13800元由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承擔。
廣州市越秀區(qū)法院認為，寶琳公司向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投保了安全生產責任保險，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向寶琳公司簽發(fā)了保險單，雙方之間的保險合同關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對合同雙方均有約束力。根據保險條款約定，在保險期間內，發(fā)生因意外事故造成其雇員或第三者死亡的安全生產事故，依法應由被保險人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保險人按照本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賠償。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抗辯認為發(fā)生事故的地址并非在承保區(qū)域范圍內，因此保險人并不需要承擔賠付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敝袊吮V州市分公司提交的保險單所附的特別約定清單中僅載明了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為廣州市花都區(qū)炭步鎮(zhèn)大秧路1號自編01-02幢，但并無約定免除保險人責任的內容，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也沒有提交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的證據，一審法院對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不需要承擔賠付責任的抗辯不予接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認為案涉《人民調解協議書》未經其認可的，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抗辯，于法無據，一審法院不予接納。寶琳公司的訴訟請求，有合同依據和事實依據，并無違反法律規(guī)定，一審法院予以支持。綜上所述，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第四十四條、第六十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判決：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寶琳公司支付保險賠償金1000000元。
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上訴請求：1.撤銷一審判決，改判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無需向寶琳公司支付保險賠償金1000000元；2.一、二審案件受理費由寶琳公司承擔。事實和理由：一、《廣州市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統(tǒng)保示范項目條款》第三條約定，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依法從事生產、經營儲存等活動過程中，因意外事故造成其雇員或第三者死亡的，且經區(qū)（縣）級以上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管理科部門認定為生產安全事故，依照法律規(guī)定應由保險人承擔經濟賠償責任的，保險人參照保險合同予以賠償。根據該約定，保險人賠付的前提是經相關政府部門認定屬于生產安全事故，但在本案中，一審法院并沒有查明本案事故是否屬于生產安全事故，便判決保險人賠付，明顯違反合同的約定。二、一審判決認為涉案保險合同中特別約定了承保區(qū)域范圍為“廣州市花都區(qū)炭步鎮(zhèn)大秧路1號自編01-02幢”屬于保險免責條款，純屬對案件事實的認識錯誤。事實上，保險合同約定的“承保區(qū)域范圍”，正是跟該合同約定的其他諸如“被保險（人）對象”、“保險金額”、“保險期限”等要素一樣，同屬于構成保險合同的基本要素，進而確定的保險責任范圍。如果把發(fā)生在“承保區(qū)域范圍”以外的事故認定為屬于除外責任的話，那當然也可以把發(fā)生在“保險期限”以外的事故認定為屬于除外責任了，顯然這種理解、解釋是極其錯誤的，完全沒有尊重訂立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立約本意。三、雙方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是先由寶琳公司（投保人）向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保險人）填寫提交了投保單的，其中“投保場所地址（承包區(qū)域）”一欄是由投保人填寫的，其在上面填寫了“同上”，按照慣常的理解應解釋為同上面“投保人地址”一欄填寫的內容一樣。所以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正是按照寶琳公司主動提出的投保意愿（保險區(qū)域范圍）做出的同意承保的承諾，雙方一致確定本保單的承保區(qū)域范圍，完全遵循契約自由原則，因此如果要認定為屬于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免除自己責任、排除寶琳公司的主要權利的免責條款，是完全歪曲了基本事實。四、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認為雙方在保險合同中約定“承保區(qū)域范圍”不屬于免除責任條款，因此一審判決引用《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對本案作出判決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五、根據《廣州市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統(tǒng)保示范項目條款》第二十一條約定，寶琳公司單方向受害者賠償，沒有告知和征得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的同意，該賠償對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沒有約束力。綜上，一審判決存在嚴重認定事實錯誤作出的顯失公允的裁判，懇請二審法院依法改判駁回寶琳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寶琳公司辯稱：一、對比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在一審提供的寶琳公司的投保單和案外人的投保單，可以顯示案外人的承保區(qū)域限制在廣州市南沙區(qū)欖核順河洗水廠，而寶琳公司的投保區(qū)域在中國境內。二、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認為寶琳公司的投保區(qū)域在寶琳公司的營業(yè)地，但并未向寶琳公司明確告知提示。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提供的保單自相矛盾，既有中國國內，又有其單方認為的公司經營地內。三、即使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認為投保區(qū)域是在公司內，但是也沒有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向寶琳公司明確告知投保區(qū)域外發(fā)生事故不賠償。四、本案的事故發(fā)生由深圳安監(jiān)部門作出行政處罰，屬于安全生產事故責任，符合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與寶琳公司的保險合同約定，理應賠付。
廣州中院認為，本案二審的爭議焦點是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應否承擔保險賠償責任。針對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提出的不應承擔保險賠償責任的上訴理由，本院逐一分析如下：一、關于本次事故是否屬于安全生產事故的問題。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在二審庭詢時已認可本次事故屬于安全生產事故，雙方對此已無爭議，本院不再論述。二、關于案涉保險的承保區(qū)域是中國境內（港、澳、臺除外）還是公司地址的問題。首先，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主張案涉保險的承保區(qū)域由雙方在投保時通過“特別約定”的方式確定，但對比案外人的投保單可見，案外人投保單的“特別約定”中的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后有明確地址，而寶琳公司投保單的“特別約定”中的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為空白，故本案不能認定雙方在投保時最終協商確定了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保險單所附的特別約定清單里的“特別約定”應當與投保單的“特別約定”一致，在投保單的“特別約定”中未約定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的情況下，特別約定清單里的“特別約定”缺乏基礎。其次，保險單對于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的約定為“中國境內（港、澳、臺除外）”，保險單所附的特別約定清單里約定的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為公司地址，兩者之間并不一致，且并未明確不一致時以特別約定清單為準。再次，就《廣州市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統(tǒng)保示范項目條款》第三條關于保險責任的規(guī)定而言，其明確了保險人負責賠償需要具備在保險期間內、屬于生產安全事故、被保險人依法應承擔經濟賠償責任等要件，但并未限定事故發(fā)生區(qū)域。保險單對于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的記載為“中國境內（港、澳、臺除外）”，亦未對事故發(fā)生區(qū)域作出過多限制。由此可見，設立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的本意是針對生產經營單位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發(fā)生的生產安全事故，并不限定事故發(fā)生區(qū)域。如果保險人試圖通過特別約定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的方式限定事故發(fā)生區(qū)域，則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解釋“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的含義，并使投保人明確知曉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外的事故不在賠償范圍，在此情況下，再由投保人決定是否投保。本案僅憑在投保單的“投保場所地址（承保區(qū)域）”處填寫“同上”二字，不能證實投保人對其意義和后果具有清晰認知。據此將事故發(fā)生區(qū)域縮小至公司地址，有違投保人對于投保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的合理期待。綜上，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主張案涉保險的承保區(qū)域是公司地址，依據不足，本院不予采納，一審法院判決其應當承擔賠付責任，并無不當。三、關于寶琳公司單方向受害者賠償是否有效的問題。雖然《廣州市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統(tǒng)保示范項目條款》第二十一條規(guī)定“未經保險人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對受害人作出的任何承諾、拒絕、出價、約定、付款或賠償，保險人不受其約束”，但同時也規(guī)定“對于被保險人自行承諾或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有權重新核定”。故該條的核心在于賠償金額是否合理，并不排斥被保險人自行向受害人承諾或支付賠償款項，而且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認為本次事故不屬于保險責任范圍，顯然不會書面同意進行賠償。本次事故經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并達成調解協議，該調解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且寶琳公司已支付賠償款項。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未對賠償金額進行重新核定，亦未提出賠償金額存在不當的理據，故一審法院采納《人民調解協議書》確定的賠償金額合法合理，中國人保廣州市分公司提出的寶琳公司單方向受害者賠償不具有約束力的主張，本院不予采納。綜上所述，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市分公司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判決并無不當，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guī)定，判決如下：
